中国出了个高耀洁｜读之泪奔

分个工，你负责关注我，我替你关注生活。火热的，或者冰冷的

这是一个旧文，原发于《南方周末》，每年的12月1日，那个特殊的日子，此文都会在朋友圈出现，以平静而深情的笔触，学者朱学勤给我们展示了出走他国的中国防艾第一人高耀洁，读之，泪奔。

12月1日，特殊的日子里，也不妨看看这个文章荐读 | 做爱的经济学分析(神文，别不好意思看

希望大家活得妖娆，活得洁身自好。

中国出了个高耀洁

文｜朱学勤

高耀洁，1927年生于山东曹县，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。曾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，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。突破重重阻力，揭露中原地区因采供血导致艾滋病大规模蔓延的真相，被媒体誉为“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”。2009年8月出走美国。中国当代学者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此文，读之令人潸然泪下。

我与高耀洁相识，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。“文革”中插队去河南，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。犹记寒冬腊月，天一亮背起粪箩头拾粪，走九里跨过省界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。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，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。中原血祸震惊全国，我去郑州她家，但见四壁萧瑟，墙上挂着一幅对联“但愿人皆健，何妨我独贫”，地上、床上、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，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，等着打包邮寄。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，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，于是互称“老家只隔几里地”。

她问我对河南的印象，我说那里的官场令人不快，热情中透着虚伪，庸碌中透着狡诈；而百姓分外可怜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四十年前，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，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，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，控诉起1959年“合大伙”（办食堂）饿死人的恐怖岁月，干部连声在底下喊：“下来，下来！”那一声喊，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。高耀洁接着这句话，说了另一个“下来，下来”的故事：2001年9月30日，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，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，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。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，略带嘶哑：“下来！下来！”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，走到靠北的屋子，欲待敲门询问之际，出来一条大黑狗。这狗骨瘦如柴，叫了一声，返身回屋。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，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。尸体脚下，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，鼻涕和着眼泪哭喊，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。

“下来，下来！”，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，他是叫娘“下来”给他喂奶，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的脚后跟，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。那一天是中秋前夕，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，中原血殇，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，母与子生离死别！如此悲惨景象，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？——“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。不到两个月，那孩子也死了。

▲2009年2月22日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在北京接见高耀洁。高耀洁曾被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称誉为“独自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”。

谈到我对中原官场的厌恶，高耀洁告诉我血祸恰恰起源于那里的官场，官员为“GDP”大办血站，官员采血，百姓卖血，祸害由此而起，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“性解放”。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、卖血的细节，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，后者将其写入小说《丁庄梦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）。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，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：

一夜间，几百口人的丁庄村，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。县医院血站、乡医院血站、乡政府血站、公安局血站、组织部血站、宣传部血站、兽医站血站、教育局血站、商业局血站、驻军血站、红十字会血站、配种站血站，八八九九，竖一块木牌子，写上几个字，来两个护士和会计，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。

在庄头，在十字路口上，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，再或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，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，把门板架在牛槽上，摆上针头、针管、酒精瓶，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，这就开始买血、卖血了。

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、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。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。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。到处都是搁着、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、A型、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。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，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。……

（老村长李三仁）唤着说：“丁辉呀——我头晕得很，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。”

我爹说：“不让你卖你偏要卖。我提着你腿倒倒血？”

他就说：“倒倒吧。”

也就躺在田头上，我爹、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，脚在上，头向下，让他的血从腿上、身上朝着头上流。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，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，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，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。

抖完了，把他的双腿放下来：“好些吗？”

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，走了两步路，回头笑着说：“好多了。我经了半辈子的事，还怕流这一点儿血。”

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。

李三仁便柱着镢头又回田里干活了。

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，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所谓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，来自“鲁镇”、“未庄”系列小说。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——人如鸡鸭，“提腿倒血”。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，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？相比“我爹”、“我叔”、“李三仁”，那祥林嫂、阿Q、小T又算得了什么！

▲上蔡县艾滋病患者的坟墓，2013年。

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，以及那一声声“下来，下来”，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。她不是第一个把中原血祸说出来的医生，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（1996年），连续14年坚持不懈、遭打压而绝不倒下的人。

《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公布，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。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，也至少有40万医生。而这40万人中，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，10万分之一；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，挺到今天。她走过100多个村庄，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；足迹遍布豫、冀、鲁、晋、陕、皖、湘、鄂、浙、苏、云、贵、川、粤、桂、沪16个省市。

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，她给每一封信回信，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，这些信件集编为《一万封信》，已正式出版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）。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。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，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。她自编、自写、自费印刷、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。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，她一度情绪低落，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，她的回信竟是邮寄几百本防艾的宣传册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。她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把国际、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、稿费、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，全部用在了中原血祸、百姓血难的救助工作上！

▲她的善举让当地那些不作为的政府官员羞愧甚至愤怒。在一个艾滋病爆发的村子里，她得知当地官员悬赏举报她的行踪。这些年来她不断走访，不断捐赠，带记者深入调查，高耀洁说：“没人试着抓我，他们不愿把我报告给政府。”

血祸蔓延惊天动地，危及种族血脉。如在以往，下至县丞上至朝廷将寝食难安，在今天也应该是部长、书记、乃至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事，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。2007年，她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“环球女性领袖奖”，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，但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。颁奖会上，一位未受邀请、自费乘机、自购昂贵门票、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，握着高耀洁的手，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，她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。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，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（Mother Teresa，1910－1997）相提并论，说“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，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，还是一个英雄。”

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，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“特色”，更知道“特色”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：

▲一部惊心的“血祸”史，一段恸天的“防艾”路。

她本身是个残疾人。除了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——胃。她的胃在“文革”中遭暴打损伤，切除了十分之九，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。在上海，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，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医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“大娘脚”——双足缠裹又放过。在参议员办公室，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，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，山路、平路、沟沟坎坎，一步一步捱了下来。

她是一个妻子。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，老伴病倒住院；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，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；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，老伴溘然去世。

她是一个母亲，“文革”中儿子受她牵连，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，一生都活在恐惧中；小女儿受她牵连，曾经失去工作，走投无路，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，至今对她心有怨忿。言及自己的亲人们，老人垂泪不已，私下里说：老伴是个好老伴，自己不是个好母亲。

2007年，为了保全中原的脸面，而不是中原的生灵，有关方面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，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，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。最后竟把她那少年时期受其牵连，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动员到她面前。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，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，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。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，她没有动摇，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，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：

第一行是：“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。”第二行是：“本人行为本人负责，一切概与儿子无关。”此时此刻，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，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，声声叫唤“下来，下来”？

“空气中弥漫着采血、卖血的气息”，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。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，艾滋病在西方是“后现代病”，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、农妇中疯狂蔓延。高耀洁一再辨明，中原血祸不是因为“后现代”，而是肇始于官场“前现代”，是官员疯狂追逐“GDP”，不择手段，这才造成这场旷古奇闻、人间惨祸。她说穿了艾滋病的“中国特色”，说穿了“后现代”浮表下的“前现代”血写的秘密，却又顶住压力守口不改，终于得罪有关方面，最终竟不能见容于这块土地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2009年8月9日早晨，我打开电脑，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：

我离开中国，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；我还是要回来的，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。

合上电脑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如受电击，久久无言。耄耋八旬，离家万里，举目无亲，风烛残年！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，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。

▲2009年，高耀洁从故乡出走来到纽约，住在曼哈顿哈勒姆区离哥伦毕业大学不远的一幢高层公寓里。因为没有收入和持续资金来源，老人靠着少量的生活补贴和基本医疗保险维持生活。由于腿脚不便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、年事已高等诸多原因，这间小屋子几乎就是她生活的全部世界。

▲上午十一时，老人小憩后起身做饭。她一天最多只做一顿，有时一顿饭甚至能吃很多天，无非也就是反复加热。高耀洁文革中失去了部分的胃，还有血栓、心脏病等多种体疾，牙齿也几乎全部掉光了。除了面包、面条、豆腐和其它一些便于消化的食物，她能下咽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。

▲“你看，这手多巧啊”——高耀洁过去从事妇科疾病的治疗工作，这些绒癌病人给高耀洁做的鞋垫，她一直不舍得用。

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，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。第一次与我见面，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，脱口而出，整章背诵。不要说医学专家，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，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。她也83岁高龄了，这样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人，在她有生之年，我再也见不着了？不再是乡音絮语，不再是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不再是“老家只隔几里”，而是一去两万里，桴浮于海，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？

960万平方公里有“血祸”在地下蔓延，却容不下地表上一个站着说真话的老人！所谓“中原血祸”，只是一个隐喻：华夏早有“国殇”，老人只不过说出“国殇”不是某一天造成，而是一场病在多年，无声无息的“血殇”——“殇”不在肘腋，而在“血脉”，在种族命脉所系之“血液”。她无情刺穿某些知识时人“后现代”、“现代性”之神话，刺穿“特色”、“模式”、“崛起”之下还有前现代“血殇”。在丹麦，“皇帝没有穿新衣”，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，人们世世代代记诵他；在我们，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，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，中原故国只能放逐她？此情何以堪，此理何以言，若有言，又何处能畅言？

▲除了回复社会各界的来信，高耀洁日常生活的另一大主题，便是写文章和把手头的资料整理成书稿。由于老人不会打字，往往是她先手写，再请去探望她的学生帮忙录入电脑。

▲高耀洁的一天，往往从早上6点便已经开始。简单洗漱一番后，老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来照料与她朝夕相处的植物们。绿萝不需要悉心照顾，便能开枝散叶，简单扞插后极易成活，于是高耀洁经常送母体上掐下一段枝桠，装在塑料盒里送给来看望她的人。如今已经送走了二十多盆。

▲因为腿上的两个血栓，久坐或者久站后，高耀洁那双缠过足的双脚，总是肿得跟包子一样。晚上十点四十五分，高耀洁终于可以上床休息了。她总是和衣而睡，还好室内常年供暖。睡前老人给鼻腔涂上药膏。

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，堵至喉，堵至咽，口不能言。只好引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，转录于下：

一个中国人，不远万里，离开中国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国际主义精神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。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，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。对于她的离开，我是很悲痛的。现在大家纪念他，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。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从这点出发，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
熟悉“老三篇”的人不难看出，我只改了两个地方，将“外国人”改为“中国人”，将“来到”、“去世”改为“离开”。我以为，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，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：中国出了个高耀洁，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，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，她理应获此奖，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。

2010年12月19日

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

▲对老人来讲，最大的慰籍除了书稿，大概就是这些来探望她的学生和友人了。老人要是发现学生的衣服上有破洞，也会笑嘻嘻的马上取来针线，慢慢为他缝上。也许在老人心里，学生们就是她在这段出走岁月里，唯一的亲人。

▲有时她会忘记按时吃药，也会忘记自己的邮箱密码而去吃力的翻找密码本。

▲每当和学生们说起什么趣事时，她总会笑得像个孩子。

▲有时她也会突然陷入沉思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▲因为学业更迭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学生们来了又走。能坚持来看望她的，寥寥无几。更多的时候，老人需要面对深深的孤独。

▲尽快在有生之年整理好她的抗艾书稿，留给后人。来纽约的七年间，她从来不与海外任何组织为伍。她害怕被人利用，只想保持自身清白。

▲2007年4月20日，国际天文学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“高耀洁”。8年后的今天，老人的善与执着依然如同这颗小行星一般，即使黑暗中无人看见光亮，但在岁月的长河中照耀后人。

延伸阅读——

“我最好的死法和去处，是死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。”

她来自旧社会，有一双被裹过的脚。

她也是一个残疾人，除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还比正常人少一个重要的器官，她的胃被切除了十分之九，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般的象征物。

她还是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无数，本该受人尊敬，但却众叛亲离，在中国争议无数，甚至还被很多人谩骂，她内心极其爱国，忧国忧民，可风烛残年却只能流亡海外！

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？

今天，就让小编来说一说真实的她：高耀洁。

生于名门望族却差点死掉

大半辈子都在动荡

1927年，她出生在山东，这是个名门望族，家族财产丰厚，父亲祖上仅田地就有36公顷，而她家的房屋居舍院落，非用图纸描画难以说清。

她天生记忆非凡，读书过目不忘，3岁开始识字，4岁开始背古诗，一个月就把《三字经》背得滚瓜烂熟。5岁缠小脚，也开始正式静坐读书，诗词歌赋烂熟于心，经书典章名句脱口而出，古文水平远胜于当代，中文系古文专业的毕业生水平。

仁爱与悲悯，正是她一生道路的起点，可她无论如何也料不到，这使她在未来受尽折磨。

1954年，她从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，成为了知名的妇科医生。

1966年，文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，她也未能幸免，突然被调离临床一线，因拒绝参加游行，遭到围殴毒打，甚至被关进太平间内长达八个月，整日整夜地与医院的尸体作伴，只能靠一位厨房女工，偷送点食物充饥，才算活了下来。

然而折磨才刚刚开始，她被挂上牌子游街，一次审查批判中，还被打成重伤，动手术后胃被切剩下四分之一，她又被送往劳教场接受惩罚性劳动，首如飞蓬，遍体伤痕。

这些她都可以忍受，可是他们，在她儿子身上下的毒手，却让她怎么都无法忍受。

1968年，年仅13岁的儿子被抓走，不久后就以“反革命罪”被判了3年刑。

13岁的儿子还不够承担刑责的年龄，判决书就颠倒黑白，把儿子的年龄改成了15岁，直到1974年，儿子才正式平反，这件事使母子关系破裂，再也没能愈合。

她的一生见证着中国的成长，几乎每一件历史大事，都在她身上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，走过民国的战火纷飞，又走过文革的荒唐惨烈，她终于迎来了安稳岁月。

文革后，她被调到河南省中医院工作，安稳岁月里，她的才华得到了极大的发挥。

到20世纪80年代，她所在的科室已远近闻名，还获得河南省二级成果奖，她也受到了领导们的欣赏和重视，邓小平、胡耀邦都曾接见过她。

1990年，63岁的她正式退休了，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动荡，从此她的生活本该清闲安逸无忧了。

可没想到，一件事，又彻底改变了她的余生！

“国难”泛滥

来自贫穷的人间炼狱

1996年，已退休的她，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一位，得艾滋病的女病人巴某。可这病人是实诚的农村妇女，突然染上此病实在蹊跷，十几天后，巴某就病发身亡了。

一开始，她以为是这病人，或者病人丈夫的作风不好，为安全起见，她给巴某丈夫，以及亲属十几口全部做了化验，结果发现，全家中只有巴某感染了艾滋病毒！

那么这艾滋病病毒究竟是从何而来呢？

后来，巴某的丈夫告诉她，妻子做过一次子宫肌瘤手术后曾输血，就是那之后查出有艾滋病病毒的。

得知事实后，她被震惊了，这意味着医院的血库已被污染，受害人绝不止一个！

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，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，她这才意识到，血液传播艾滋病的急迫性严重性。

之后，她不顾年迈的身体，毅然跑到河南艾滋村去做调查，没想到，看到的竟是一个人间炼狱。

她一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，略带嘶哑，喊着：“下来！下来！”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，她走进了屋里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，一个年轻农妇已经悬梁自尽。

尸体脚下，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，鼻涕和着眼泪哭喊，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当乳头啃咬。

而母子二人都是艾滋病患者，不到两个月，那孩子也病死了……

而这里的村民们他们没有吸毒，更不是西方人理解的“性解放，他们得艾滋病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：贫穷！

从80年代末起，各种血液制品，就被禁止和限制从国外进口。而血液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，在中国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。

1995年开始出现了许多由政府支持的，高呼“快速致富，献血光荣”的口号，收购血浆的采血站，血浆最后被卖给制药业。许多贫穷的农民为了获取收入而卖血。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，普遍流行“单采”采血，每次抽血500毫升，卖血者可获得40-50元人民币。

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，50岁以上的人甚至，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去卖血。

按照当时“单采”的流程，血站从血液中提取出血浆，之后用离心机将红血球分离，再输入卖血者体内，从而卖血者体内的红细胞并不减少。卖血者因此不会感到虚弱。但采血流程中的漏洞和设备消毒不彻底，导致了艾滋病的迅速传播。

政府采血，百姓卖血，祸害由此而起，这是一场灾难，也可称为“国难”，这是一场人祸所致的“国难”，作为一个医生对此怎能熟视无睹！

深入根源只为改变

倾注所有出书、印刷拯救国人

只有被关注，才能有所改变。

从此为了真相，为了大家的知晓，60多岁裹了小脚，连路都走不稳的她，毅然走遍了全中国各个艾滋病村，敢于去触碰，当时在中国这一最敏感的事件。

她一次次地走进了，艾滋病恶性爆发的中国乡村，为那些从肉体到灵魂，都经受折磨的人送去药物和慰藉。

当时没有针对艾滋病的有效疫苗，而她认为，知识是现阶段最好的疫苗。她说：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工作，每天都能拯救成百上千的中国人。

于是，她自费出版了，《艾滋病、性病的防治》一书，免费发放30万册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。由她主办编写的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》报，也已经出版15期，印数达53万份。

为出版这些书籍、救助艾滋遗孤，她几乎倾尽所有积蓄，但她却毫不在乎，潇洒至极：但愿人皆健，何妨我独贫！

曾有人宣称中国艾滋病患者，感染者共七十四万人，并称艾滋病是以异性性行为方式，在中国迅速传播的。

可她却勇敢地站出来揭露：我走过了全国十几个县市、几十个乡镇、几百个村庄，中国的艾滋病受害者，绝不是几十万，艾滋病大多数是由血液传播的。

有人写文章称，一个妓女能感染多少例艾滋病，并附有相关数据。高耀洁就按照数据统计了半天，得出结论，全中国人很快都会感染艾滋病。她说，“这种文章的目的，就是强调性传播，来掩盖政府失职的责任。”

到2008年，中国有19712所医院，以每个医院20个医生计，也至少有40万医生。

而这40万人中，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，只有4个医生，10万分之一；可4个医生中，坚持10多年，面对重重压力，挺到今天的，只有高耀洁一人。

血祸蔓延惊天动地，危及种族血脉，她却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，独自扛了下来。

因为她的坚持，短短几年，人们对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大大提升，中国经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例，急速下降，意义非凡，她以一己之力，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。

可其中的艰难和不易只有她知道，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，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时，老伴病倒住院，当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地，送给艾滋村里孤儿寡母时，老伴溘然去世。

然而，让她心碎的还不止这些。

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工作报告，经血传播率的明显下降

被排挤、被打压、被监视

带毒药，立遗嘱，势不同流合污

她的行为，无疑伤到了某些人的利益，在防艾滋的路上，受尽压迫和打击，其中的艰辛，令人难以想象！

无数人都视她为眼中钉，监视跟踪、监控电话、不让她接触记者、不准她下乡调查、不让她去见外国人……动用一切势力阻止她这样一位老太太。

在某些艾滋病村里，如果谁能举报高耀洁来了，甚至还会得到500元奖励。

当时开了博客字字句句都与艾滋病相关，导致演讲被封她说“他们害怕我在博客上公布的第一手资料。”

心怀大爱的她，美名远播，获得许多国际与国内奖项，但她将这些奖金全部都用来推行，预防和科普艾滋病的教育工作。

• 2002年，她被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为“亚洲英雄”、被《商业周刊》授予“亚洲之星”称号；

• 2003年，又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－麦格塞公共服务奖；

• 2004年当选感动中国2003年年度人物，

• 2007年，国际天文联会，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星

• ……

此时已80岁高龄的她，一生的荣耀与光辉本应到此，功德完满。然而她战士般的一生，还远没结束......

2007年，她又获得了两个奖项，一个是联合国的艾滋病组织颁的奖；还有就是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，表彰她对预防艾滋病所作的贡献，特邀希拉里为她亲自颁发，全球女性领袖奖。

可家丑不可外扬，为保全脸面，有人竟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，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，阻止她出国领奖，希望她能做出自动放弃的姿态。

因此，连把当年文革时受其牵连，至今心有余悸的儿子，也动员到了她的面前，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，给她重重地磕响头，跪请母亲答应有关方面的话。

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，可她没有动摇，只写下了两行话，第一行是：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。第二行是：本人行为本人负责，一切概与儿子无关。

她还是固执的去了美国去领这奖，行前准备在即，她从各方友人购置的领奖礼服中，执意选择了一件中式外套。这是艾滋病人亲自送给她的，她说：我是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去的，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。

在美国，她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。颁奖会上，有一位未受邀请、自费乘机、自购昂贵门票、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，紧紧握着她的手说：你不仅是善良人，还是一个英雄。

希拉里多次接见高耀洁

曾有人劝她因此留在美国，但她婉拒好意，从美国领奖后就立刻低调回国，一心希望继续民间防艾滋病的事业，可她等来的却是打压。

有人劝她妥协，只要妥协了，她的生活就会好过百倍，可她却坚定地说：你知道吗？人为自己活着的时候，也应该为帮助他人而活着。

在大自然界中，猫头鹰吃老鼠，青蛙吃蚊子……动物们尚且有如此“善举”，那么人呢？”

为此，她说：我随身都带着毒药，一旦有不测，就服毒自尽，誓死也要留个清白在人间。

她不想走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，2009年5月，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，匆匆离家出走，从河南，到北京，又到四川、广东，最后，2009年8月，她到了美国。

“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，”她在回忆录里写道。“我都八十二岁了，我不怕死。我要把中国爱滋病广泛传播的真相写出来，让世人知道造成这场血灾的真实原因，唤起所有国人们的关注和救助，这次决定出走就是为此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”

而为此，她已众叛亲离，她的亲人们都记恨她，她曾收到来信：“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，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，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。”

看到这封信后，她伤心得病倒多日……

现在的她，独自一人居住在，纽约曼哈顿西区离哥伦比亚大学，不远的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中，这里被形容为“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”。

高耀洁的寓所却毫不设防，推开象征性亮着电子锁灯的闸门，直通八楼走廊尽头，就到了。屋子里很暗，到处是成捆的书，冬天的阳光本来就少，加上窗台和桌子上的花挡着光线，客厅就更暗了。老伴在照片上笑着，静静地看着她。

她现在很少出门，只订了好几份报纸，每天要看中央台的《焦点访谈》，还看《新闻调查》，书和杂志堆在一张大床的一侧，另一侧被子掀开着，屋子里暖气不热，飘着股浓重的药味。

每隔几个时辰，高耀洁就要从袋子里各种瓶瓶罐罐中摸出一大把药吃下去，赴美四年，心脏病、胃病、血栓等疾病逐渐吞噬着这位中国民间防艾明星和斗士。

在纽约，除了写书，高耀洁还会参与一些公开的宣传艾滋病的活动。2012年就在哥大做了两次演讲。第一次主要讲中国艾滋病村的历史和现状。她全用图片说话，幻灯片上放着艾滋病小孩的年龄，染病的方式、症状，有时还有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期。

“照片是不会说谎的。”高说。高耀洁尤为重视她的听众，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，“悄悄”对身边的翻译说：“今天还不错，人多，人多就是胜利！”

但找上门的时常不是虔诚的听众，更多的是各怀心思的人。在美国有些人想借用高耀洁的名声筹钱。如果她答应的话，日子会好过很多。但是她都拒绝了。

在《我的风烛残年》里高耀洁写道：“我要保住晚节，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……我只有埋头整理书本，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”

滋扰逐渐影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。高耀洁干脆将自己封闭起来，除了看病极少出门。对于陌生人的电话她不接，电邮也不回。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秘书问她有什么要帮助，都被老人倔强地回绝了。

2003年，因一篇《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？》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，高耀洁被告上法庭。原告认为，尽管并没有点名，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，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。2003年底，经法院审理，高耀洁被认定无罪。

于是，她早早立好了遗嘱，遗愿是要把骨灰带回祖国，洒在中国黄河激流处。

为了避免后人会用她的名字有所邪图，更是严正声明自己的遗嘱，“我想通过这个声明，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：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，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。”

这位大风大浪了一生的老人，每天在睡觉与清醒之间，在病危与煎熬之间，究竟是有怎样的心灵的归依？

如今的她已经90岁了，却依然以孤微之力，越挫越勇，冲破重重阻挠和压力，努力解开中原大地艾滋病肆虐的真相。

她把写书当成自己人生最后一项使命，每天从早到晚工作，用写得青紫的手指，

用自己的余生，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，誓为中国人为的血患作证。

她说：一旦书完稿，那就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，我想好了，我最好的死法和去处，是死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。

她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更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！

这样的老人，这样的医生，是当之无愧的亚洲英雄！

你不是天使

所以我可以在人间

好好地爱你

大卫 荡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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